自明朝嘉靖万历之后，徽商便逐步操纵着所在经营地的许多重要商业部门以至执其牛耳，造成“无徽不成镇”的气势和局面。由于长之以往人气旺盛，竟至在钱塘江畔徽人弃舟登岸处， 人们称之为“徽州塘”，而歙县江村人在杭州聚居的里弄也被称作“小江村”，在杭州，徽州木商颇成气候，更有经营钱庄等的绩溪籍“红顶商人”胡雪岩、黟籍商人剪刀大王张小泉等辈名噪一时。此外，徽州的木商、粮商、典当商、丝绸商在南京势力很大，徽州的盐商在两淮盐业的经营中心扬州则亦商亦官，把持盐利，手眼通天，受盐商支持的典当业也被徽州人垄断起来摆弄得相当红火。在明末扬州的商界，客籍商人几占九五成，其中徽人居大多数，故此民国时人陈去病在《五石脂》里断论云：“徽人在扬州最早，考其时代，当在明中叶，故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扬盖徽商殖民地也。故徽郡大姓，如汪、程、江、洪、潘、郑、黄、许诸氏，扬州莫不有之，大略皆因流寓而著籍者也。而徽扬学派，亦因以大通。”在苏州的米布茶木及丝绸与颜料等行业中，徽商也都举足轻重，特别是有色布，徽商所产青蓝布运销全国。　徽商在获得丰厚的利润之后，在当地经商设店，建屋置地，促进了城镇的繁荣发展。胡适之先生曾说：“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徽州人，那地方只是一个村落。徽州人来了，就开始成立店铺，逐步扩大，把小村落变成小市镇了。”这番话就直白地道出了徽商在促进村落“都市化”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安徽霍邱县有一个有名的重镇（原名叶家集），就是一个叶姓的徽商到那里营商而逐渐形成的一个集镇。“
　　长江干流地带的大小城镇多有徽商立足称雄者，如芜湖的米木盐茶典布各行业商务几乎被徽商全部操纵着，清代已成“天下四聚”之势且号称“九省通衢”的湖北汉口其盐典米木布药材六大行业皆由徽商所控制，汉口江边开辟“新安码头”专供徽商停泊船只以及当地还建有豪华气派的新安会馆，又如湖北的黄梅与黄陂二县分别是“开张百货，通盐利，又皆三吴徽歙之人”，“城内半徽民”。由此可以窥见徽商的财势之雄大。
　　地近运河与淮河交汇处的苏北淮安“布帛盐鹾诸利薮，则晋徽侨寓者负之而趋矣”。徽商在地处运河咽喉的山东临清最为活跃，光是典当质铺就开有百余家。徽商们到京城也开起更多的当铺、银楼、布店、茶行、茶店，仅小茶店就达数千家。明朝末年徽商汪应选行贾远走，“足迹遍蓟门、辽左。”另有徽商程次公率其子弟“转毂于河西”，周广“遨游大同、甘肃，输边为巨商”。
　　当然徽商的影响除体现在空间区域外，还作用于经济文化生活及民风等社会领域，徽商的存在与否关乎某个地方或市镇的兴衰荣萎。江苏灌南县地濒盐河，徽商程鹏等出重金买下该地，“立街立市，取名新安镇”，沿用至今，还有江苏的外岗镇“因徽商僦居钱鸣塘收买（棉布），遂名钱鸣塘市”，足见徽商势力的影响之甚。明万历朝〈嘉定县志〉记载罗店镇“在县治东一十八里……今徽商辏集，贸易之盛，几埒南翔矣。”徽商中经营棉布、木材的一些店号商家在上海县城及松江府城等地开设的规模都很大，极大地促进了该地区棉纺织业与造船业以及海上贸易的发展，尚且徽州盐商和典商也十分活跃，对于当地经济繁荣的刺激作用也相当明显。同时徽商云集在全国许多城镇中纷纷开店设铺，拓街建房，造亭楼、建园林、置会馆、辟码头，又直接推动了那里的市镇建设与发展。如武汉三镇的汉口由一块无人栖居的芦洲到明末崛起成一座初具规模的市镇进而到清康乾时发展成“吴楚贸易”重镇，就有赖于徽商之力。明清鼎盛时期的徽商在汉口业贾者特多，影响也颇大，至少在康熙年间就有徽商在那里建起“新安会馆”，专祀徽国文公，栋宇宏敞。渐而渐之，此地又形成了“新安巷”，甚至还有歙商许登瀛开辟了新安码头以便坐贾行商之出入，兼建起一座“奎星楼”，成为汉口的一处巨观。许氏“更收买附近会馆房屋基地造数十栋，以为同乡往来居止；并设经学延师儒以为同乡子弟旅邸肆业之所”。再如祁门富商汪琼于明朝正德年间曾捐资治理苏州阊门外的河道以便交通，清乾隆十三年又有8家布商（其中6 家是徽商）捐资修复因遭火灾而倾坏的阊门外越运河的渡僧桥。还有扬州的园林多为徽人所建，淮安河下的园亭，据李元庚记有65 例，仅徽商程氏所建者就占约三分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徽商也热心于文教事业，乐意慷慨解囊在商住地及故土家乡兴办书院、建构书楼、蓄养戏班、刊印图书、立建诗社、举办文会等，从而促进了文化教育的繁荣进步。由于徽商在众多商住地形成一定气候，因此他们的行为方式及生活方式还在某种程度上对当地的习俗生成变化产生影响。如在南京，“徽州灯，皆上新河木客所为。岁四月初旬，出都天会三日，必出此灯……合城士庶往观”。而在两淮，清乾隆时人阮葵生在《茶余客话》中说：“吾淮缙绅之家，皆守礼法，无背情逆理之举。后因山右、新安贾人担策至淮，占籍牟利，未与士大夫之列，往往行其乡俗”，当地人“尤而效之”。徽商之于不少市镇而言无疑是举足轻重的，如位于嘉定县城南二十四里的南翔镇在明万历年间曾经有过他处难望其项背的兴旺景象，正是因为“往多徽商侨寓。百货填集，甲于诸镇。”可是后来徽商由于“比为无赖蚕食，稍稍徙避，而镇遂衰落。”再者，清初江苏盛泽镇 “商贾辐辏，虽弹丸地，而繁华过他郡邑。皖省徽州、宁国二郡之人，服贾于外者，所在都有，而盛镇尤汇集之处也。”到清中期“商贩稀少，机户利薄，则凋敝立形，生计萧索，市肆亦为之减色矣。”再降至清咸丰时遭逢兵燹之灾，“商旅裹足，机户失业，麋集于市，”更是一派萧条。由此可见该镇纺织业一度发达或沉寂均有赖“商客之盛衰”，这样“无徽不成镇（市）”的民谚又获得一个极具说服力的脚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