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的徽州，既是一个徽民“以贾代耕”、“寄命于商”的商贾活跃之区，又是一个“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的文风昌盛之乡。在历史上，贾与儒密切联结，成为徽州商帮的一大特色。它造就了传统世代的儒化徽商，一方面促进了徽州故地的儒学繁荣，使之成为素称“东南邹鲁”的儒教圣地，另方面反过来又借助于儒学对徽商的商业经营活动产生了深刻的历史影响。
　　地处万山丛中的徽州，独特的历史地理环境使得徽民在务农工的同时，大量外出（亦包括在本地）从贾经商或业儒入仕，所以“大抵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明王世贞《增程君五十寿序》）虽说贾道和儒术是以往人们或谋取生计安身立命或成就事业出人头地的主要人生通途，但众多徽人或“先贾后儒”，或“先儒后贾”，或贾儒兼事，“亦儒亦贾”，他们却以“贾者力生，儒者力学”为基点，竭力发挥“贾为厚利，儒为名高”的社会功能，将二者很好地结合而集于一身，迭相为用，张贾以获利，张儒以求名。竟致出现“新都（徽州的古郡名称）三贾一儒”（明歙人汪道昆《太函集》）的兴盛景况。
　　综观徽商们 “贾而好儒”，有的是在实践中雅好诗书，好儒重学，“贾名而儒行”，抑或老而归儒，甚而至于在从贾致富使“家业隆起”之后弃贾就儒。有的在从贾之前就曾知晓诗书，粗通翰墨，从贾之后尚好学不倦，蔼然有儒者气象。如旌阳程淇美“年十六而外贸，……然雅好诗书，善笔丸，虽在客中，手不释卷。”（《旌阳程氏宗谱》）再如休宁商人江遂志行贾四方时，“虽舟车道路，恒一卷自随，以周览古今贤不肖治理乱兴亡之迹。” （《济阳江氏族谱》）有的则劝令子弟“业儒”攻读，以期张儒亢宗。于是徽商之家，多以“富而教不可缓也，徒积资财何益乎”的识见和态度，延师课子，“功课以儒业，宾名师以训之。”（〈新安歙北许氏东支世谱〉）往往是“延名师购书籍不惜多金。”（歙县《新馆鲍氏著存堂宗谱》）盼望子弟能够“擢高第，登仕籍”，从而振家声，光门楣。实际上，在徽商后代中以“业儒”而成名者也代不乏人，一如明代的歙县人汪道昆、休宁人金声、清代休宁隆阜人戴震、歙县人王茂荫等。而客籍外地的徽商中，也是“世族繁衍，名流代出。”与此同时，不少徽商还毫不吝惜地输金捐银，资助建书院兴私塾办义学，以“振兴文教”。
　　徽商之所以“贾而好儒”，一则因为商业自身发展的需要。由于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上，商品与货币的运动错综交织，商品供求关系变化万端，作为商品经营者须有相关的商业知识和社会知识，才能正确分析和把握市场形势，当机立断以获厚利。同时，随着商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同行业之间以及各行业之间的交往关系日益密切，这又需要商人具备一定的组织管理才干，方能在商海中大显身手。如此从贾就要与业儒结下不解之缘。所以在明代，就曾经有人把徽商分为“贾名而儒行”的“儒贾”和“以儒饰贾”的“贾儒”两种，都是具有相应文化程度的商人，他们在商贾活动中，大多善于审时度势，决定取予，运以心计，精于筹算，“以儒术饬贾事”，往往获得成功，塑造了一代代文化徽商的形象。徽商之所以“贾而好儒”，二则因为商人自我完善人性品格的追求。徽州素称“礼让之国”，尤其在宋代新安理学兴盛之后，崇儒重学的风气日益炽烈，这样的社会环境致使徽商潜移默化地受到熏染和影响，加上徽商中许多人自幼就接受比较良好的儒学教育，孔孟儒家的思想说教、伦理道德，自然就成为他们立身行事、从商业贾奉守不渝的指南。在经商中，众多徽商总是忠诚立质，诚信为本，仁心济世，礼让待人，由道取财，以义为利，表现出儒道本色、人皆嘉许的商业道德。这样便造就了一批批受人敬佩的诚信儒商。
　　徽商“贾而好儒”，虽然对传统商业和社会的历史发展起着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一方面由于徽商在商—儒—仕这条传统世代的康庄通道上鼓励子弟重儒求学以借助科举取士搏得功名簪缨促使自身直接攀援封建政治势力，从而找到了支持和保护自己的靠山，他们便可凭借特权在流通领域获得厚利，而不必向生产领域投资。这样就堵塞了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可能渠道。另方面徽商“贾而好儒”，又进一步促使商人与地方封建宗族势力粘合得更加紧密，而宗族观念极深的徽商大都乐意将其一部分商业利润资助于维护封建宗族统治的各种事业，这势必消耗了一部分可以用于扩大商业经营的资本，于是徽商资本的出路就多了一条刻着封建印记的管道。总之，徽商这个商帮的封建性更加牢固。而到清中叶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已经没落，维护封建统治的儒学儒术也更加趋于腐朽，徽商随之也就在外来资本和其它区域民族资本的冲击之下，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最终成为中国商业历史上的一只“经济恐龙“。